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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6日，第十届三知论坛平行论坛二“文娱领域版权保护前沿问题与制度创新”在嘉兴大学召开，论坛由主持，分为主旨发言与圆桌讨论两大环节，6位学界、司法界及行业代表分享观点，聚焦微短剧、网络游戏等领域版权保护痛点。

　　中国政法大学文化娱乐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比较法学院教授刘文杰针对“视听作品独创性认定标准”做了主旨演讲。

　　其表示，新著作权法明确将“独创性”作为所有作品的核心要件，视听作品范围从传统电影、类电影作品扩展至更广泛类型。视听作品独创性认定包括外在视听形式上的独创性和剧情上的独创性，其中，外在视听形式上的独创性可以包括画面安排上的独创性以及音画结合上的独创性。

　　关于独创性这一概念，存在着独创性有无与独创性高低两种思路，当前理论及实务界更多接受独创性有无观点。一般来说，独创性所要求的“必要的创造性的量是非常低的，即使微小的量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作品都能够很容易达到这个程度，因为它们闪烁着某种创造性的火花。”例如，上海浦东法院在体育赛事画面版权纠纷案中指出，《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而非一个抽象的、无法捉摸的“较高独创性标准”，只要是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就满足了最低限度独创性的要求，这也符合该法激励创作的基本立法宗旨。

　　至于作品的艺术价值或经济价值，通常与独创性判断无关。独创性标准“不包含新颖性要求、天分（ingenuity）或者美学优点（esthetic merit）”，无论是作品的艺术品质还是经济价值，都不是为作品提供版权保护的依据。

　　基于著作权理论及司法裁判所确立的原则，可作出如下归纳：独创性不等于作品艺术性的高低，法律并不对作品的审美价值或经济价值作出评判。一般而言，独创性系指在具备个性化创作空间的前提下，作者依据自身意图对表达元素进行独立的选择与编排，即可认定具备独创性。所谓个性化创作空间，系指存在对表达元素作出独立选择与编排的可能性；个性化创作则指作者依其独立构思对表达元素进行选择与安排。而“一定的智力创造高度”所强调的是，创作须源于人的智力活动，而非机械性记录，并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独特性。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围就“网络微短剧的侵权认定与治理范式”进行了分享。其结合微短剧市场消费实践与产业现状，系统阐释侵权认定难题及治理路径，为微短剧版权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周围表示，2024年，网络微短剧行业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其市场扩张速度与用户渗透能力超出了行业预期，成为数字内容消费领域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根据DataEye《2024年微短剧行业白皮书》，2024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达到50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9%，并首次超越同期内地电影票房总额。行业预测显示，这一市场规模有望在202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张的是其庞大的用户群体。

　　但是，由此产生的侵权行为也是乱象丛生，侵权模式呈现类型化。如直接盗播与“搬运”，这是最原始也最直接的侵权形式。“切条搬运”相较于完整搬运，这种模式更为隐蔽。“翻拍式抄袭”，此类行为涉嫌同时侵犯原作的复制权和改编权，是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难点。改编侵权，微短剧产业链中，大量剧本改编自网络小说。未经原著作者许可，擅自将其文字作品改编并摄制成微短剧的行为，直接侵犯了原著作者的改编权和摄制权。AI赋能的新型侵权，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新的侵权样态。

　　那么，对于此类侵权行为应如何治理？周围表示，一是治理范式建议：构建多元协同的版权保护生态；二是过程监管：行政、司法与平台的联动机制；三是行业自律与技术赋能：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网络微短剧的版权治理并非一蹴而就。它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创作者、平台、监管机构、司法部门和行业组织——摒弃孤立作战的思维，通过制度建设、技术创新和协同合作，共同编织一张细密而坚韧的保护网络。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现有法律秩序的维护，更是对行业未来发展模式的重塑。通过系统性地提升侵权的成本与风险，同时降低原创与合规的门槛与成本，才能真正引导微短剧行业告别“野蛮生长”，迈向一个以原创IP为核心价值、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精品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姜琨琨从司法实践出发，围绕“涉微短剧著作权侵权纠纷司法审查的实践与思考”，系统梳理微短剧著作权侵权纠纷中的四大核心问题，提出独创性认定、权属界定、实质性相似比对及平台责任的审查规则，为微短剧版权保护提供明晰指引。

　　关于微短剧作品的独创性认定，独创性认定的争议主要聚焦于时长较短的微短剧类型。与碎片化短视频不同，微短剧通常具备明确人物设定、完整情节架构，且包含戏剧性冲突、高潮与反转等叙事要素，对此类“高密度叙事”样本的独创性判断，司法实践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裁判范式，对其独创性多持肯定态度。

　　在具体认定标准方面，司法实践采用独创性“有无”的二元判断标准，而非独创性“高低”之程度衡量。时长因素并非独创性认定的考量要素。只要作品系独立创作完成，且能够完整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即具备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可能性。

　　在权属认定方面，存在完整证据链与署名孤证之二分。在原告提交完整证据链场景下，根据原告提交的联合开发协议、拍摄协议、联合出品协议及版权声明等相关材料，依法认定权利归属，无需先行将微短剧归入“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或其他视听作品”之具体作品类型。在署名孤证场景下，则需对相关作品类型进行核查，属于其他视听作品的，应按照其他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规则，重点核实是否存在特定约定等事实。此时不宜适用署名推定+反证的传统认定规则，否则将导致举证责任转嫁至被告一方。

　　实质性相似比对：在微短剧侵权纠纷中，因翻拍或改编涉嫌侵权的，法院需从“质”与“量”两个维度进行实质性相似比对。主要涉及思想与表达的界分，判断被告未经许可使用的部分究竟是原告作品中的思想还是表达。在“质”的层面，人物设置和情节只有具体到一定程度，才能构成著作权法上的表达。套路式、框架式抄袭或相似的情节之处仅能概括到相对抽象的层级，可能因落入思想或公有领域而被排除，难以认定实质性相似。在“量”的层面，需要考虑紧密贯穿的情节设置在被诉侵权作品中是否达到一定的数量、比例或者受众是否足以感知到来源于权利作品。

　　平台责任认定：主要争议集中于间接侵权语境下的平台过错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包括对平台“明知”和“应知”的判断。在翻拍、抄袭等情形下，如何认定有效通知；算法推荐放大了微短剧的传播效应，在此场景下的平台责任认定应充分考虑平台在利用算法推荐时的信息管理能力、技术及传播能力等因素确定平台的注意义务。

　　关于微短剧领域的侵权问题，仅属现象层面之一隅。实践中尚存诸多待解问题，例如行为保全的适用、损害赔偿的计算等。此次分享所涉内容仅为其中部分争议较为突出、讨论较为集中的议题。其余问题，尚需业内同仁持续推进深入研究与经验分享。

　　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邓丹云同与会嘉宾讨论了“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权属认定及交易规制”，并从网络账号的权利归属和权利变动规则，游戏道具和游戏币的权利归属和权利变动规则进行了重点分享。

　　关于网络账号的权利归属和权利变动规则，邓丹云表示，网络账号的相关变动发生在用户之间。对于用户而言，账号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该账号所拥有的虚拟财产价值，但是将账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易时，交易的则不仅是虚拟财产部分，也包括一系列用户的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还可能包括与该用户相关的其他人的个人信息等等。因此，在进行账号变动时，应当遵循既保护用户的虚拟财产利益，又不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的基本原则。

　　而关于游戏道具和游戏币的权利归属和权利变动规则，邓丹云认为，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债权：网络虚拟财产是运营者与用户之间债权关系的客体；二是物权：网络虚拟财产是网络用户之间的物权关系客体；三是限制：网络虚拟财产的债权性质限制了其物权的权能。

　　网络游戏用户只对合法取得的虚拟财产享有物权变动权利。实践中，游戏内虚拟财产是否应当允许交易，还需要根据不同游戏的特点具体辨析，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对于游戏币的交易，情况有些复杂，如果游戏币系用户在游戏内通过击杀怪物、完成任务、通关副本等游戏活动获取，则可以成为交易客体。若用户的游戏币主要系充值所得，比如棋牌类游戏，如允许游戏币交易，可能导致赌博、洗钱等风险。

　　红果短剧诉讼维权负责人马妍则分享了“新兴业态下短剧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并从微短剧行业现状、微短剧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重盗版侵权问题和版权保护的困难和挑战，以及侵权治理的现状和趋势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于微短剧行业现状，马妍介绍，截至2024年12月，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2024年市场规模首次超越中国电影全年总票房，2025年预计市场规模将突破680亿元，市场规模与用户粘性持续增长。政策层面，国家广电总局推动“微短剧+”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并创造60万就业岗位；内容层面，正向精品化转型，如《家里家外》以地域特色与人文情怀创10亿播放量；商业模式层面，从付费主导逐步过渡到“免费与付费并存”，红果短剧通过“免费+广告”模式单月分账破亿，成为行业标杆；传播渠道层面，30余部微短剧登陆省级卫视，并形成联动生态；市场格局层面，短视频、长视频、电商等多平台布局形成多元竞争生态，推动规模持续扩张。

　　微短剧作为强内容型产业，虽然行业发展呈上升趋势，但是版权保护仍面临多重系统性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其一，署名备案混乱导致权属认定存在显著障碍；其二，侵权行为呈现量级化特征，无法全面打击侵权行为；其三，侵权手段日趋隐蔽化，权利人发现侵权、固定证据的难度极大；其四，司法裁判呈现保守倾向，导致维权成本高收益低。因此，明晰权利边界、界定平台责任、强化源头治理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关于治理路径与建议，马妍进一步表示，由于微短剧传播周期集中、热播时段短，对侵权行为获得司法救济时效性要求更高。建议加强对高热短剧的禁令保护措施，快速阻断侵权行为，控制盗版态势；并且对拒不执行保全裁定的侵权主体应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充分考虑短剧行业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IP价值、权利人各项运营成本等因素提升短剧司法裁判标准。

　　综合而言，当前微短剧侵权治理亟需构建多方协同的立体化保护体系。应通过“破痛点－明规则－强责任－促自律”的四维路径，系统性破解权属举证难、侵权量级大、判赔标准低的顽疾，有效遏制侵权行为。

　　上述路径的落实，需要立法、司法、行政、行业及用户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和持续努力。唯有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与协同治理，才能真正破解微短剧版权保护的现实困境，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版权保障。

　　斯坦福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刘家瑞发言聚焦于“游戏的著作权保护路径”。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与法理逻辑，系统阐释游戏保护范围的界定标准及路径选择，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在司法争议层面，以“万国觉醒”与“三国志”案件为例，两案一审均认定游戏玩法构成著作权保护对象，二审却完全推翻，核心分歧在于游戏玩法的法律属性认定。法院通过“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判定侵权，但二审强调游戏玩法多属“思想”或“操作方法”，依据著作权法“思想表达二分法”不予保护。该原则旨在平衡创作传播、排除专利保护范畴、鼓励二次创作与市场竞争，但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法”）的适用可能加剧保护边界模糊——反法以“诚实信用”为原则，保护客体不明确，权力边界、合理使用及保护期均无明确标准，易导致司法裁量差异，影响法律稳定性。

　　在保护路径层面，需区分游戏元素的法律属性：思想范畴如题材、主题、类型（如战略游戏）不受保护；功能性要素如游戏规则（如11人制足球规则）属于专利领域，不纳入著作权；必要场景元素如跆拳道游戏的标准化动作，因独创性不足亦不保护。反之，高独创性表达如角色设计（如“吃豆子”怪物特征）、画面构图（如俄罗斯方块的颜色组合与长宽比例）、情节编排（如道具升级路径的具体设计）可受保护。国内案例亦印证此逻辑，如“金庸奇侠传”游戏因擅自使用金庸小说角色被认定侵权。

　　国际经验表明，游戏可整体作为视听作品保护，修法后我国视听作品范围已扩展至非传统影视内容。电子游戏作为“系列移动画面”，其画面、角色、情节等具体表达若具备独创性，可获著作权保护。

　　综上，游戏保护需坚持“独创性表达”核心标准，避免将思想、功能纳入保护范围；在反法与著作权法竞合时，优先适用著作权法以明确边界；通过司法案例沉淀规则，平衡创新激励与市场竞争，推动游戏产业健康发展。

　　圆桌讨论环节，由中国政法大学文化娱乐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比较法学院教授刘文杰作为主持人，产业界与司法界代表围绕微短剧版权生态痛点建言。

　　点众科技总法律顾问邓婷表示，短剧热播期仅3天，平台滥用通知删除规则（要求提供商业秘密材料）导致维权滞后，呼吁统一投诉标准，24～48小时内处理，探索批量侵权合案审理与惩罚性赔偿。

　　嘉兴九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务总监李娜认为，微短剧领域存在侵权手段趋隐蔽（AI换封面、假授权）的特点，且海外维权因各国法律、平台规则差异成本高，呼吁加强跨境协作。

　　中国文化发展促进会文艺两新工作委员会顾问裴跃谈到，需改变对微短剧“低质”的刻板印象，侵权多利用“热播期时差”，呼吁行业自律，推动政企学研常态化交流。

　　东阳市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王伟侃介绍，横店2025年1—8月接待短剧剧组超2600个，案件面临“判赔低、量化难”等困境，已通过“影视纠纷一站式解决中心”“跨地法院合作”优化机制，建议行业建立短剧分级与价值评估体系。

　　苏州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管祖彦表示，法律对版权保护依据充足，技术上平台可实现高拦截率（如部分平台达97%），呼吁司法应推动平台履行更高注意义务，提高侵权成本。

　　上海市人工智能技术协会理事邱政谈认为，可参考长视频经验，明确短剧权属证据标准，尝试从反不正当竞争角度应对批量侵权。

　　与会嘉宾围绕文娱领域版权保护痛点深入交流，为微短剧、网络游戏等新兴业态的版权治理提供了多元思路，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